陳總統在廿一日宣佈：選後將成立跨黨派的聯合政府與國家安定聯盟；在聯盟的運作下，盟員將就兩岸政策、國家認同的重大政策簽署政策綱領，在綱領外的政策意見可以容許多元意見，盟員並對重大人事擁有建議權。這使人想起徐正戎教授十四日於時論廣場的大作「學學戴高樂的左右共治」。
首先要問的是：戴高樂為何要提出類似「左右共治」的方案，來因應社會黨可能掌握國會的政局？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法國第五共和制度，仍是以內閣制的精神來設計，只是制憲者希望他是一個「改良穩定式的內閣制」，不再重蹈第四共和覆轍，然而「政府向國會負責」此一內閣制原理，從未變更。因此，總統任命總理，法制上固然不需要經過國會同意；但更不容忽略的是，總理施政一定要向國會負責，總理可向國會「攤牌」，要求國會對於總理的法案，表示信任之意；反之國會也可對總理舉行不信任投票。換言之，不問總統與總理是誰，都必須獲得國會的信任，才能有效施政；或縱然不能贏得「積極地信任」，也起碼要取得國會「消極地容忍（不反對而倒閣）」。惟其如此，政府才能穩定有力。從而在此憲法制度之下，即使民族英雄，扶傾匡危，聲望崇隆如戴高樂者，在面臨左派可能掌握國會多數局面的時候，也必須降志低心，儘量爭取敵對國會支持。
其實當時戴高樂準備了兩個方案：其一，倘若社會黨政敵取得了國會相當多數的勝利，這已形同國民對戴高樂的否認，則他別無選擇，只有辭職一途。其二，設若原先執政黨只比選前些許減少，例如十至二十席（法國國民議會約五百二十席，二十席不算太大差距，我國未可相提並論），他才可不辭職，籌組由社會賢達、各界菁英構成的政府，既不邀左派入閣，更不能邀請前執政黨人入閣。這顯然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妥協辦法：之所以無可奈何，是因為只有這個方案，戴高樂才能依其憲法理念，繼續主持政府，扮演國家利益保證人的角色；之所以非妥協不可，乃因為戴高樂必須絕對尊重國會多數的事實，他必須遵守憲法中政府向國會負責的規定！然而倘若此一賢達內閣，再被倒閣時，戴高樂將如何自處？他認為，他將立即解散國會，探求民意，若新國會仍是左派佔多數，則他將立刻去職，再不戀棧。
其實戴高樂此一方案，並不罕見；在其他歐洲內閣制國家，或其他東歐雙首長制國家，面臨沒有任一政黨能掌握國會多數時，也常用這個組閣辦法；無論是「各黨派聯合政府」也好，「專家菁英賢達政府」也行，或法國人獨稱的「左右共治」也罷，總之政府組成人士的態樣、政黨成分雖然不同，但是基本精神卻是一致，也就是苦心困謀組閣的結果，都在求「獲取國會積極信任，或至少消極容忍而不倒閣」。這是內閣制（或其變形雙首長制）的立法精義，與美國式總統制，「國會與總統分裂政府」模式，大相逕庭。
回過頭來細剖陳總統的國家安定聯盟；聯盟成員必須先對總統的四大綱領表示贊同，方有入盟可能；聯盟廣邀黨派與個人；盟員有人事建議權……其實，仍表示陳總統繼續主導政局、任命閣揆部長的意願，以及藉著聯盟機制，爭取到盟員背後的立法院力量的多數支持，或至少多數不反對的希望。準此而言，總統的設計可說與戴高樂相同；戴高樂雖未事先「約法三章」，但他構想中的賢達菁英內閣，既然要貫徹他主持政局的意願，就絕不可能找意見相左的人入閣，與陳總統用意相同。再者，盟員對彼此權利義務要事先界定，就是在弄清與盟者在立法院的定位與利益；與盟者若在立法院沒有一定力量可資依託，恐怕對政局安定沒有實益。從而無論誰入閣，都要使得法國的國會，與我國的立法院，至少不反對，才能施政，因為我國行政院仍向立法院負責（增修條文第三條）。這條文一天不改，我國體制就仍有改良式內閣（或稱雙首長制）的特色。換句話說，國安聯盟要能運作，其法理上與事實上的前提，仍必須取得國會多數的支持或不反對。在此情形下，總統雖不全是虛位元首，他也將遭逢與戴高樂類似的處境；為政須獲國會的支持。這是國家定制，與個人意願無關。
總之，選舉結果，若是民進黨取得相當多數的勝利，拉開與在野黨席次的差距，則總統自然不需要倚靠這個國家安定聯盟。總統可任命與他意見相同的行政院長而執政，法制上行政院長仍為全國最高行政首長，然而總統仍可透過行政院長，貫徹總統的治國理念（惟細節似不宜過問）。其實憲法本文就已容許有這樣運作的空間，也為參與制憲的雷震先生所闡明。倘若民進黨只領先反對黨「伯仲多數」，甚或遜色，那麼國家安定聯盟「爭取國會支持」的用心，就有發揮餘地。不過徵諸各政黨裂痕日益擴大的心結，則戴高樂籌組「菁英賢達內閣」，不讓各黨人士入閣，力求各黨諒解的設計，的確值得吾人參考。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刊登於90.11.24 中國時報第十五版時論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