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總統近日大力推銷國家安全聯盟的主張，已造成在野領袖心中極大不安，紛紛提出抨擊，也引起總統本人反駁。這些辯論雖如既往關於憲政的所有討論一樣，都自有邏輯，然而揆諸過往經驗，沒有任何一套邏輯曾為領袖們真正堅持過，他們甚至記不得自己過去的主張。總統本人是最鮮明的例子，像他以前批評國民黨把雙首長制執行成偏向總統制，又誤把行政院長當幕僚長，今天自己卻鼓吹總統制。然而觀察家喜歡嘲弄總統反覆無常，恐怕忽略了其中的問題更多是性格與文化的，非只關乎權謀與制度。
自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立國以降，就沒有一位總統遵行過憲法，他們之間的差別有二：非憲動機不同與掩飾非憲的手段各異。一種動機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便宜行事，以兩蔣政府最明顯，他們的掩飾手段是將所有憲外決策，都用憲政程序包裝，並把責任推給中共。另一種動機在相信超越憲法，才可以拯救國家，比如李登輝總統就以超越憲法來建立國家新認同，他掩飾的手段是讓憲法上的制衡機關自動放棄制衡。第三種動機在於不能想像自己的權力竟然可以被拘束，最早的袁世凱與最晚的陳水扁就屬這一型，他們掩飾的手段主要是訴諸人民。從歷史經驗與政治文化講，立憲主義背後的理念是有限政府，這對於自負天下興亡的領袖來說，是個先天不良的制度。
但裡頭還有人格問題。除了日本殖民統治剝奪在地政治人物權力在先，冷戰與內戰體系壓制本土領袖權力在後，還有台灣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地位在制約我們。這時的人格發展缺乏自尊，時而務實，時而哀怨。表現在商業上，就形成代工、仿冒、投機的高度靈活性，以及暴發戶式的囂張、淫佚、驕奢。遊走在制度與市場的縫隙中所反映的務實性格，與誇耀自己到處顛覆體系的自鳴得意，已經形成一體兩面。台灣經濟的最大特色就是沒有品牌，人們甚至害怕品牌，因為試圖建立品牌會逼得我們看到自己的空虛，暴露缺乏自尊自信的內在。換言之，務實是自卑的代名詞，浮誇則是對自卑的治療。
台灣商人沒有品牌就像台灣政客逃避政策理念是一樣的，所以政治人物一講到理念，都只能找外國和尚唸的經，但即使總統制、內閣制、雙首長制說得天花亂墜，卻很難不淪於仿冒。凡涉及理念之爭，極度沒有自信的人就只能四處找權威，靠御用學者來包裝，結果當然對自己講過的話記不得，因為每次講的，從來不是自己的話，甚至連御用學者也常顛三倒四而不自知。故台灣政治人物害怕制度，因為制度所規定的程序，會逼迫大家在政策理念上競爭，等於威脅要揭穿政客沒有固定政策理念的尷尬。更重要的是，程序限制讓人不能為所欲為，於是便還會勾起政治人物的權力被剝奪意識，使政治人物無所誇耀，也就對於自己內在空虛造成的自卑難以治療。所以，與其說憲政制度不適合台灣，倒不如說政治人物有一種內生的需要，不讓任何制度落實。
這時再回到國安聯盟，就會發現是文化與人格需要在逼迫總統不斷超越制度。他一旦停下來，就會被某種程序制約，那他的權力被剝奪感將再被勾起，被人看穿沒有固定政策理念的恐懼亦將爆發，如此殖民統治與內戰體系的陰魂不散，陳總統每在闡述國安聯盟時提到中共因素，無異是精神層次的自我告白。依此推論，國安聯盟若不成功，就反而會被總統繼續鍾愛，因為他還不會被這個制度綁住，新制度成形前也不可能揭露他理念的空虛。但倘若成功，難保總統不是第一個跳出來顛覆它的人。所以，在野領袖要是真的持久杯葛國安聯盟，其實才是滿足總統權力需要，遮掩總統自尊不足的有效治療。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刊登於90.11.29聯合報第十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