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6a）。
若進一步分析「境外學生來源類型」，由表1可見，在2007年到2010年，臺灣境外學生皆以「僑生（含港澳）」占最大比例，其次為「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生」，第三則為「正式修讀學位的外國學生」。2011年，「大陸研修生」翻倍成長，並自2012年起，躍居為臺灣境外學生的首要來源類型，持續至今，「僑生（含港澳）」居次，「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生」則退居第三，「正式修讀學位的外國學生」退居第四。單就2015年為例，來臺就讀的境外學生，在陸生方面是以研修生的類型為主（佔31.8％），其次是正式修讀學位的僑生（20.8%），而在外國學生方面，華語文中心學生（16.9%）、正式修讀學位的外國學生（14.3%）等類型為最多。
表1 臺灣高等教育境外學生來源類型及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6a）。
註：1. 2015年度外國交換生、短期研習及個人選讀生尚無累計數，暫以上年度人數估算。
2.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生自2013年起含大陸及港澳生。
3.大陸學生來臺短期研修人數包括6個月以下及6個月以上之研修人數。
此外，在「境外學生來源國家/地區」方面，由表2可見，2015年臺灣高教的境外學生，以來自大陸共41,591人為最多，占38％。而東協、南亞國家僅有馬來西亞、印尼及越南上榜。其中，馬來西亞位居第二，共有14,946人，占13.6%，以僑生、學位生及海青班為主；印尼及越南則分居第六及第七位，皆以學位生及華語文中心學生為主。
表2 2015年臺灣高等教育境外學生前10大來源國家/地區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6a）。
註：1. 2015年度外國交換生、短期研習及個人選讀生尚無累計數，暫以上年度人數估算。
2.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生自2013年起含大陸及港澳生。
3.大陸學生來臺短期研修人數包括6個月以下及6個月以上之研修人數。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表2所示的「東協十國」境外學生數，雖在合併計算後僅次於大陸，但其組成仍以馬來西亞（佔55.9%）、印尼（佔16.4％）、越南（佔15.11％）為主，來自其餘七國的境外學生合計僅佔12.59%，顯示臺灣若要落實教育的「新南向政策」，仍有待突破的空間。
參、臺灣高教招收境外學生的機會與優勢
一、臺灣與東協國家連結由來已久，並擁有跨國婚姻移民的資源：
誠如徐遵慈（2014）所指出，臺灣與東協國家之間雖無外交關係，但在貿易、投資、觀光、文化、教育、勞工等方面往來已久，尤其在1980、1990年代，臺灣曾穩坐東協部分國家的最大外資來源，政府也在1994、1997及2002年發動三波南向政策。此後，雖然伴隨著大陸經濟快速崛起，自1990年代開始，台商將投資焦點轉往大陸，導致臺灣在東南亞投資金額與能見度驟降，但在2009年之後，投資金額再度大幅成長，並在2012 年創下歷史新高。經濟部（2016）的資料顯示，2015年臺灣為東協第八大外資來源，也是越南第四大投資來源。
另一方面，自1990年代開始，臺灣與東協國家之間出現一波「跨國婚姻」現象，近十年來人數雖然已逐漸減少，但由內政部統計處（2016）的資料可見，來自東協國家的新住民，目前仍是僅次於大陸的臺灣人民跨國婚姻對象。根據內政部移民署（2016）的統計，截至2016年7月底止，臺灣來自東協國家的新住民人數，已達將近15萬人。教育部（2016a）的調查亦指出，以2015年為例，共有20萬8000名新住民的子女就讀於國中小，據推估，在2030年，臺灣的25歲青壯年世代，將有13.5%為新住民子女。新住民及其子女具有語言優勢，熟悉雙邊文化與環境，對臺灣與東協地區的交流互動，實為助益。換言之，臺灣過去在東協國家的經驗、人脈，以及擁有文化語言優勢的新住民及其子女，皆為臺灣與東協國家建立長久深度往來的重要資源。
二、臺灣的技職專長，符合當地所需：
檢視主要國家的境外招生策略，可發現聚焦於「目標國家需求與自身專長領域的媒合」，實為趨勢。就臺灣而言，誠如王立天、周祝瑛（2013）、教育部（2012）及嚴文廷（2008）所指出的，臺灣的「技職教育」實為當前許多開發中國家模仿的對象，切合東協國家基礎民生所需人力，亦深受東協國家肯定。例如，越南與臺灣已於2003年簽訂『台越雙方技職教育合作共識』，並以此為基礎擴展至整體高教的合作；印尼—臺灣DIKTI 3+1專案，由印尼高等教育司選派大學講師至臺灣的科技大學留學等；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印尼等亦皆與臺灣技職教育有交流合作計畫。
三、臺灣高教學術品質優良且學費合理：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2015）及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針對境外學生進行調查，指出臺灣高教「優良的學術環境」，為其選擇來台就讀的原因之一。事實上，近年來，臺灣高教亦持續獲得國際上的認證或肯定。例如，根據教育部（2011）的資料，2007年，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即代表臺灣成為華盛頓協定正式會員，並與包括美、加、澳、紐、英、愛爾蘭、南非、香港、日、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在內的12個正式會員，相互承認各自境內通過認證的大學校院工程及科技領域系所學位，至2014年為止，亦已新增土耳其、俄羅斯為會員。而在2010年5月，印度大學協會全面承認臺灣學歷。此外，2010年亞洲及太平洋工程師組織聯盟（FIEAP）亦請臺灣協助為東協國家制定工程教育認證指導方針。
此外，根據教育部（2016b）的資料，以公立大專院校為例，臺灣的學雜費僅為日本的六分之一，英國的八分之一，且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學費相較合理。在朱元祥（2013）、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2015）、陳清溪（2008）、教育部（2011，2012）及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的研究中皆可發現，此一「學費合理」的優勢，是臺灣高教對境外學生的另一項重要吸引力。
四、臺灣擁有相對安全的生活環境，並與部分東協國家具有文化、地理位置上的相近性：
根據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的研究，境外學生指出臺灣具有安全、可信賴的生活環境，來臺就讀不必有生活方面的額外擔憂。類似的看法也反應在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2015）的調查中，即「安全」與「環境」為境外學生對臺灣滿意度最高的項目。此外，綜合朱元祥（2013）及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的研究可見，臺灣對部分東協國家而言，在文化、地理與社會上具有相近性，此亦使臺灣在招收境外學生方面更具競爭力。
肆、臺灣高教招收境外學生所面臨的挑戰
一、臺灣高教進入時間較晚，對當地特性亦瞭解不深：
2011年，臺灣教育部在推動「高等教育輸出—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時，就曾指出，大陸、英、澳等國早已積極投入競爭東南亞高教招生市場，加遽臺灣境外招生難度。如陳怡如（2013）即指出，自1998年起，澳大利亞、德國及法國等，皆以外資經費百分百的方式至越南設校，在2006年到2007年間，美國九所頂尖的高教學府，也與越南的大學合作授課。而積極與其他國家建立教育上策略聯盟的英國，也早已透過「英國印度教育與研究方案」（UKIERI）、「高等教育夥伴發展計畫」（DelPHE）…等，與亞洲國家建立教育夥伴關係。王立夫、周祝瑛（2013）亦指出，韓國在1997年建立「韓國與東協」對話平台ASEAN-ROK，並提供柬埔寨連續15年約1,306人次的獎學金，2009年更在濟州島舉辦ASEAN領袖特別高峰會議，加強韓國與東協各國的教育、研究、進修計畫。
臺灣雖然與東協國家有長遠的往來關係、地理位置相對也較近，然而扎根卻不深，雖與印尼、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澳大利亞等簽有教育合作協定或瞭解備忘錄，但高教進入的時間較晚，加上東協、南亞等國家，文化、語言、民族性、產業需求等不盡相同，但臺灣過去對此較少經營，在此情況下，臺灣高教是否能有發展空間乃至在激烈競爭中勝出，仍有疑慮。
二、當前兩岸關係的新態勢及政經局勢，恐為臺灣境外招生增添困難：
臺灣歷經第三次政黨輪替，兩岸關係也進入新態勢，而當前的政經局勢，卻是臺灣不得不正視的國際現實。首先，東協、南亞國家，多數為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的成員國，與大陸的連結益深，且皆抱持一中態度，然而目前新南向政策被外界認定為臺灣試圖脫離大陸的策略，因此，相關國家對於與臺灣之間的交流，恐有顧慮。其次，大陸、日、韓、紐、澳、印度等國紛紛與東協洽簽經貿協定，臺灣官方活動空間已相對縮減。第三，東協國家為大陸周邊外交的重要區域。究竟在此局勢之下，相關國家對於臺灣「新南向政策」的官方立場與態度如何？至今仍未見臺灣及相關國家官方的明確說明或表態。換句話說，當前兩岸關係的新態勢及政經局勢，恐為原本就扎根不深的臺灣境外招生，增添困難度。
三、臺灣社會對東協、南亞國家仍存刻板印象，社會氛圍亦不友善：
如同前述，臺灣社會對東協、南亞國家的瞭解並不深，實際接觸的機會不多，媒體亦少有報導。因此，相關印象的建構，多來自於對新住民及移工的表層認識，像是膚色、外表、飲食、服裝…等，以及媒體狹隘的論述，如買賣婚姻、外勞逃跑、外勞聚眾鬧事等，亦有如林邑軒、陳冠廷（2016）所指出的，「持續引進外勞，是臺灣近年低薪化、高失業率的元兇」之論述。在臺灣社會的集體想像中，東協、南亞國家等同於落後、貧窮、經濟發展程度低、文化程度也低。而相關事件，如新住民或移工受虐或被剝削等，亦曾造成雙方社會的矛盾。此一情況若未改善，恐使臺灣與相關國家之間存在鴻溝，亦削弱境外學生來臺就讀的動機。
四、臺灣對境外學生的政策限制過多，且缺乏互惠思考：
目前臺灣對於招收境外學生，仍是著眼於境外學生所帶來的各式經濟或發展效應等此種單方面接受的「工具性態度」，缺乏從境外學生的角度考量其需求並盡力提供照顧措施的互惠思考。根據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的研究，境外學生反應學歷認證、簽證手續等繁雜耗時、缺乏彈性，致使其需付出極高的時間或金錢成本。此外，臺灣亦缺乏輔導境外學生的就業機制，由於部分境外學生母國學制與臺灣不同，仍不認可臺灣學歷，導致境外學生返回母國後難以求職，或造成職涯發展上的障礙。這些政策限制，皆增加境外學生來臺就學的成本，也成為臺灣招收境外學生時的無形門檻。
五、臺灣大專校院招收境外學生的準備度，仍有待加強的空間：
綜合朱元祥（2013）、教育部（2011）及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的研究可見，對境外學生而言，臺灣大專校院在英語教學及行政環境方面尚未完備。而當前因應東協、南亞各國相異的語言與文化進行教學的相關環境、資源、師資及相關行政人員等，更是付之闕如。然而，檢視教育部2017年的預算案可見，新南向政策的相關經費多集中於招生、獎學金、產學合作、學術交流合作、雙邊交流關鍵人士或專家學者訪台等面向，卻忽略對臺灣大專校院基礎環境的提升。此一基礎條件上的不足，恐使相關境外招生政策淪為口號，亦可能損害臺灣高教品牌競爭力。
六、臺灣大專校院間相互競爭境外學生市場，不利資源整合：
在王立天、周祝瑛（2013）在針對臺越教育合作的研究中可見，臺灣高教在越南招生，多是單打獨鬥與相互排擠的情況。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的研究則具體指出，臺灣大專校院在爭取境外學生的市場時，出現削價競爭的現象，如推動學費優惠、免學費或高額獎學金等措施。然而，對照主要國家的經驗，如日本是採各大學共同合作經營日本留學品牌的方式，合力擴展外國學生市場。臺灣大專校院的此種競爭關係，恐將造成削價競爭的惡性循環，除了減損臺灣高教的品牌價值，也不利臺灣高教的資源整合及深度經營。
伍、結語
「高教境外招生」，除了有助解決當前臺灣高教所面臨的生源困境，亦能加速臺灣高教邁向國際化。臺灣應透過「互為主體」的視角，對境外地區/國家進行深度認識、理解，去除對「他者」的刻板印象與歧視，並在此基礎上，以互惠的方式持續投注資源，長時間、整合多方力量合力經營與扎根，亦使相關政策與制度更為彈性開放。期許臺灣高教在未來，能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環境中，持續提升國際能見度與品牌吸引力，並發揮教育的導進力量，為臺灣社會帶來更寬廣的視野、更豐富多元的文化刺激，以及永續發展的能量。
（本文已於105.9.25發表於第四屆海峽兩岸教育論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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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天、周祝瑛（2013）。臺灣與東南亞國協高等教育之相關研究。教育資料與研究，111，221-242。
朱元祥（2013）。2013年第3屆臺越教育論壇：雙方大學合作辦理境外專班。取自www2.isu.edu.tw/upload/339/5/PPT/3_1.pdf
徐遵慈（2014）。臺灣產業的「新南向政策」。貿易政策論叢，22，6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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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溪（2008）。招收境外學生解決國內大學招生危機。研習資訊，25(3)，87-94。
經濟部（2016）。當前經濟情勢概況。取自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wHandBulletin_File.ashx?file_id=7831
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我國高等教育因應少子女化與國際化招生現況檢討與改進策略。國家教育研究院專題研究成果報告，未出版。
嚴文廷（2008）。技專逆勢看俏外生搶著唸。臺灣立報。取自http://enews.tp.edu.tw/paper_show.aspx?EDM=EPS200812181108175CD
林邑軒、陳冠廷（2016）。南向，從臺灣開始。獨立評論＠天下。取自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4754
陳怡如（2013）。臺灣與越南跨國合作辦學之現狀探討。教育資料與研究，110，77-110。
近年來，臺灣高教面臨「少子女化」與「全球化」的衝擊。少子女化帶來本地「生源不足」的危機；伴隨全球化而來的跨國就學，更加速了「生源流失」。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帶來了擴大生源範圍的轉機，「招收境外學生」因而成為臺灣高教的重點之一，近年推動如2011至2014年的「連結亞太--深耕東南亞計畫」等政策，並於2016年9月，正式宣佈「新南向政策」，在教育方面將推動「教育深耕」措施，預計自2017年起，投入新台幣10億元，以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為目標市場，透過吸引學生來台留學進修、提供技術訓練…等方式，成為人才資源的共享夥伴。「新南向政策」雖為臺灣高教新開一扇窗，但也因缺乏配套而飽受批評。然而，由前述可見，近五年來，東協、南亞等國一直是臺灣高教境外招生的重點區域之一。令人好奇的是，究竟當前臺灣高教於東協、南亞等國家的境外招生，擁有哪些機遇？又面臨哪些挑戰？
貳、臺灣高教境外學生之現況
由圖1可見，根據臺灣教育部統計處（2016a）的最新資料，近九年來，臺灣高教境外學生人數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尤其在2015年，境外學生人數已突破11萬人，較前一年度增加16,537人，增幅達17.66％，並占目前臺灣高教學生人數的8.3%。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6a）。
若進一步分析「境外學生來源類型」，由表1可見，在2007年到2010年，臺灣境外學生皆以「僑生（含港澳）」占最大比例，其次為「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生」，第三則為「正式修讀學位的外國學生」。2011年，「大陸研修生」翻倍成長，並自2012年起，躍居為臺灣境外學生的首要來源類型，持續至今，「僑生（含港澳）」居次，「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生」則退居第三，「正式修讀學位的外國學生」退居第四。單就2015年為例，來臺就讀的境外學生，在陸生方面是以研修生的類型為主（佔31.8％），其次是正式修讀學位的僑生（20.8%），而在外國學生方面，華語文中心學生（16.9%）、正式修讀學位的外國學生（14.3%）等類型為最多。
表1 臺灣高等教育境外學生來源類型及人數
| 年度 | 境外生總計 | 學位生 | 非學位生 | ||||||
| 正式修讀學位外國學生 | 僑生（含港澳） | 正式修讀學位陸生 | 外國交換生（註１） | 外國短期研習及個人選讀（註１） | 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生（註２） | 大陸研修生（註３） | 海青班 | ||
| 2007 | 30,509 | 5,259 | 10,936 | -- | 1,441 | 1,146 | 10,177 | 823 | 727 |
| 2008 | 33,582 | 6,258 | 11,500 | -- | 1,732 | 1,258 | 10,651 | 1,321 | 862 |
| 2009 | 39,533 | 7,764 | 12,912 | -- | 2,069 | 1,307 | 11,612 | 2,888 | 981 |
| 2010 | 45,413 | 8,801 | 13,637 | -- | 2,259 | 1,604 | 12,555 | 5,316 | 1,241 |
| 2011 | 57,920 | 10,059 | 14,120 | 928 | 3,301 | 2,265 | 14,480 | 11,227 | 1,540 |
| 2012 | 66,961 | 11,554 | 15,278 | 1,864 | 3,871 | 3,163 | 13,898 | 15,590 | 1,743 |
| 2013 | 79,730 | 12,597 | 17,135 | 3,554 | 3,626 | 3,915 | 15,510 | 21,233 | 2,160 |
| 2014 | 93,645 | 14,063 | 20,134 | 5,881 | 3,743 | 4,758 | 15,526 | 27,030 | 2,510 |
| 2015 | 110,182 | 15,792 | 22,918 | 7,813 | 3,743 | 4,758 | 18,645 | 34,114 | 2,399 |
註：1. 2015年度外國交換生、短期研習及個人選讀生尚無累計數，暫以上年度人數估算。
2.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生自2013年起含大陸及港澳生。
3.大陸學生來臺短期研修人數包括6個月以下及6個月以上之研修人數。
此外，在「境外學生來源國家/地區」方面，由表2可見，2015年臺灣高教的境外學生，以來自大陸共41,591人為最多，占38％。而東協、南亞國家僅有馬來西亞、印尼及越南上榜。其中，馬來西亞位居第二，共有14,946人，占13.6%，以僑生、學位生及海青班為主；印尼及越南則分居第六及第七位，皆以學位生及華語文中心學生為主。
表2 2015年臺灣高等教育境外學生前10大來源國家/地區
| 國家/地區 | 境外生總計 | 學位生 | 非學位生 | ||||||
| 正式修讀學位外國學生 | 僑生（含港澳） | 正式修讀學位陸生 | 外國交換生（註１） | 外國短期研習及個人選讀（註１） | 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生（註２） | 大陸研修生（註３） | 海青班 | ||
| 1.大陸 | 41,591 | 0 | 0 | 7,813 | 0 | 0 | 24 | 34,114 | 0 |
|
東協 十國 |
26,756 | 9,438 | 9,340 | 0 | 315 | 1,594 | 3,677 | 0 | 2,392 |
| 2.馬來西亞 | 14,946 | 4,465 | 7,069 | 0 | 35 | 839 | 247 | 0 | 2,291 |
| 3.香港 | 8,260 | 0 | 7,340 | 0 | 193 | 220 | 507 | 0 | 0 |
| 4.日本 | 6,319 | 791 | 175 | 0 | 494 | 1,423 | 3,436 | 0 | 0 |
| 5.澳門 | 5,144 | 0 | 5,013 | 0 | 10 | 3 | 118 | 0 | 0 |
| 6.印尼 | 4,394 | 1,623 | 1,102 | 0 | 35 | 134 | 1,442 | 0 | 58 |
| 7.越南 | 4,043 | 2,586 | 309 | 0 | 11 | 41 | 1,096 | 0 | 0 |
| 8.南韓 | 3,820 | 596 | 196 | 0 | 708 | 248 | 2,070 | 0 | 2 |
| 9.美國 | 3,806 | 433 | 259 | 0 | 182 | 467 | 2,462 | 0 | 3 |
| 10.法國 | 1,545 | 108 | 3 | 0 | 505 | 100 | 829 | 0 | 0 |
註：1. 2015年度外國交換生、短期研習及個人選讀生尚無累計數，暫以上年度人數估算。
2.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生自2013年起含大陸及港澳生。
3.大陸學生來臺短期研修人數包括6個月以下及6個月以上之研修人數。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表2所示的「東協十國」境外學生數，雖在合併計算後僅次於大陸，但其組成仍以馬來西亞（佔55.9%）、印尼（佔16.4％）、越南（佔15.11％）為主，來自其餘七國的境外學生合計僅佔12.59%，顯示臺灣若要落實教育的「新南向政策」，仍有待突破的空間。
參、臺灣高教招收境外學生的機會與優勢
一、臺灣與東協國家連結由來已久，並擁有跨國婚姻移民的資源：
誠如徐遵慈（2014）所指出，臺灣與東協國家之間雖無外交關係，但在貿易、投資、觀光、文化、教育、勞工等方面往來已久，尤其在1980、1990年代，臺灣曾穩坐東協部分國家的最大外資來源，政府也在1994、1997及2002年發動三波南向政策。此後，雖然伴隨著大陸經濟快速崛起，自1990年代開始，台商將投資焦點轉往大陸，導致臺灣在東南亞投資金額與能見度驟降，但在2009年之後，投資金額再度大幅成長，並在2012 年創下歷史新高。經濟部（2016）的資料顯示，2015年臺灣為東協第八大外資來源，也是越南第四大投資來源。
另一方面，自1990年代開始，臺灣與東協國家之間出現一波「跨國婚姻」現象，近十年來人數雖然已逐漸減少，但由內政部統計處（2016）的資料可見，來自東協國家的新住民，目前仍是僅次於大陸的臺灣人民跨國婚姻對象。根據內政部移民署（2016）的統計，截至2016年7月底止，臺灣來自東協國家的新住民人數，已達將近15萬人。教育部（2016a）的調查亦指出，以2015年為例，共有20萬8000名新住民的子女就讀於國中小，據推估，在2030年，臺灣的25歲青壯年世代，將有13.5%為新住民子女。新住民及其子女具有語言優勢，熟悉雙邊文化與環境，對臺灣與東協地區的交流互動，實為助益。換言之，臺灣過去在東協國家的經驗、人脈，以及擁有文化語言優勢的新住民及其子女，皆為臺灣與東協國家建立長久深度往來的重要資源。
二、臺灣的技職專長，符合當地所需：
檢視主要國家的境外招生策略，可發現聚焦於「目標國家需求與自身專長領域的媒合」，實為趨勢。就臺灣而言，誠如王立天、周祝瑛（2013）、教育部（2012）及嚴文廷（2008）所指出的，臺灣的「技職教育」實為當前許多開發中國家模仿的對象，切合東協國家基礎民生所需人力，亦深受東協國家肯定。例如，越南與臺灣已於2003年簽訂『台越雙方技職教育合作共識』，並以此為基礎擴展至整體高教的合作；印尼—臺灣DIKTI 3+1專案，由印尼高等教育司選派大學講師至臺灣的科技大學留學等；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印尼等亦皆與臺灣技職教育有交流合作計畫。
三、臺灣高教學術品質優良且學費合理：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2015）及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針對境外學生進行調查，指出臺灣高教「優良的學術環境」，為其選擇來台就讀的原因之一。事實上，近年來，臺灣高教亦持續獲得國際上的認證或肯定。例如，根據教育部（2011）的資料，2007年，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即代表臺灣成為華盛頓協定正式會員，並與包括美、加、澳、紐、英、愛爾蘭、南非、香港、日、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在內的12個正式會員，相互承認各自境內通過認證的大學校院工程及科技領域系所學位，至2014年為止，亦已新增土耳其、俄羅斯為會員。而在2010年5月，印度大學協會全面承認臺灣學歷。此外，2010年亞洲及太平洋工程師組織聯盟（FIEAP）亦請臺灣協助為東協國家制定工程教育認證指導方針。
此外，根據教育部（2016b）的資料，以公立大專院校為例，臺灣的學雜費僅為日本的六分之一，英國的八分之一，且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學費相較合理。在朱元祥（2013）、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2015）、陳清溪（2008）、教育部（2011，2012）及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的研究中皆可發現，此一「學費合理」的優勢，是臺灣高教對境外學生的另一項重要吸引力。
四、臺灣擁有相對安全的生活環境，並與部分東協國家具有文化、地理位置上的相近性：
根據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的研究，境外學生指出臺灣具有安全、可信賴的生活環境，來臺就讀不必有生活方面的額外擔憂。類似的看法也反應在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2015）的調查中，即「安全」與「環境」為境外學生對臺灣滿意度最高的項目。此外，綜合朱元祥（2013）及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的研究可見，臺灣對部分東協國家而言，在文化、地理與社會上具有相近性，此亦使臺灣在招收境外學生方面更具競爭力。
肆、臺灣高教招收境外學生所面臨的挑戰
一、臺灣高教進入時間較晚，對當地特性亦瞭解不深：
2011年，臺灣教育部在推動「高等教育輸出—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時，就曾指出，大陸、英、澳等國早已積極投入競爭東南亞高教招生市場，加遽臺灣境外招生難度。如陳怡如（2013）即指出，自1998年起，澳大利亞、德國及法國等，皆以外資經費百分百的方式至越南設校，在2006年到2007年間，美國九所頂尖的高教學府，也與越南的大學合作授課。而積極與其他國家建立教育上策略聯盟的英國，也早已透過「英國印度教育與研究方案」（UKIERI）、「高等教育夥伴發展計畫」（DelPHE）…等，與亞洲國家建立教育夥伴關係。王立夫、周祝瑛（2013）亦指出，韓國在1997年建立「韓國與東協」對話平台ASEAN-ROK，並提供柬埔寨連續15年約1,306人次的獎學金，2009年更在濟州島舉辦ASEAN領袖特別高峰會議，加強韓國與東協各國的教育、研究、進修計畫。
臺灣雖然與東協國家有長遠的往來關係、地理位置相對也較近，然而扎根卻不深，雖與印尼、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澳大利亞等簽有教育合作協定或瞭解備忘錄，但高教進入的時間較晚，加上東協、南亞等國家，文化、語言、民族性、產業需求等不盡相同，但臺灣過去對此較少經營，在此情況下，臺灣高教是否能有發展空間乃至在激烈競爭中勝出，仍有疑慮。
二、當前兩岸關係的新態勢及政經局勢，恐為臺灣境外招生增添困難：
臺灣歷經第三次政黨輪替，兩岸關係也進入新態勢，而當前的政經局勢，卻是臺灣不得不正視的國際現實。首先，東協、南亞國家，多數為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的成員國，與大陸的連結益深，且皆抱持一中態度，然而目前新南向政策被外界認定為臺灣試圖脫離大陸的策略，因此，相關國家對於與臺灣之間的交流，恐有顧慮。其次，大陸、日、韓、紐、澳、印度等國紛紛與東協洽簽經貿協定，臺灣官方活動空間已相對縮減。第三，東協國家為大陸周邊外交的重要區域。究竟在此局勢之下，相關國家對於臺灣「新南向政策」的官方立場與態度如何？至今仍未見臺灣及相關國家官方的明確說明或表態。換句話說，當前兩岸關係的新態勢及政經局勢，恐為原本就扎根不深的臺灣境外招生，增添困難度。
三、臺灣社會對東協、南亞國家仍存刻板印象，社會氛圍亦不友善：
如同前述，臺灣社會對東協、南亞國家的瞭解並不深，實際接觸的機會不多，媒體亦少有報導。因此，相關印象的建構，多來自於對新住民及移工的表層認識，像是膚色、外表、飲食、服裝…等，以及媒體狹隘的論述，如買賣婚姻、外勞逃跑、外勞聚眾鬧事等，亦有如林邑軒、陳冠廷（2016）所指出的，「持續引進外勞，是臺灣近年低薪化、高失業率的元兇」之論述。在臺灣社會的集體想像中，東協、南亞國家等同於落後、貧窮、經濟發展程度低、文化程度也低。而相關事件，如新住民或移工受虐或被剝削等，亦曾造成雙方社會的矛盾。此一情況若未改善，恐使臺灣與相關國家之間存在鴻溝，亦削弱境外學生來臺就讀的動機。
四、臺灣對境外學生的政策限制過多，且缺乏互惠思考：
目前臺灣對於招收境外學生，仍是著眼於境外學生所帶來的各式經濟或發展效應等此種單方面接受的「工具性態度」，缺乏從境外學生的角度考量其需求並盡力提供照顧措施的互惠思考。根據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的研究，境外學生反應學歷認證、簽證手續等繁雜耗時、缺乏彈性，致使其需付出極高的時間或金錢成本。此外，臺灣亦缺乏輔導境外學生的就業機制，由於部分境外學生母國學制與臺灣不同，仍不認可臺灣學歷，導致境外學生返回母國後難以求職，或造成職涯發展上的障礙。這些政策限制，皆增加境外學生來臺就學的成本，也成為臺灣招收境外學生時的無形門檻。
五、臺灣大專校院招收境外學生的準備度，仍有待加強的空間：
綜合朱元祥（2013）、教育部（2011）及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的研究可見，對境外學生而言，臺灣大專校院在英語教學及行政環境方面尚未完備。而當前因應東協、南亞各國相異的語言與文化進行教學的相關環境、資源、師資及相關行政人員等，更是付之闕如。然而，檢視教育部2017年的預算案可見，新南向政策的相關經費多集中於招生、獎學金、產學合作、學術交流合作、雙邊交流關鍵人士或專家學者訪台等面向，卻忽略對臺灣大專校院基礎環境的提升。此一基礎條件上的不足，恐使相關境外招生政策淪為口號，亦可能損害臺灣高教品牌競爭力。
六、臺灣大專校院間相互競爭境外學生市場，不利資源整合：
在王立天、周祝瑛（2013）在針對臺越教育合作的研究中可見，臺灣高教在越南招生，多是單打獨鬥與相互排擠的情況。蔡進雄、李建興、盧宸緯（2014）的研究則具體指出，臺灣大專校院在爭取境外學生的市場時，出現削價競爭的現象，如推動學費優惠、免學費或高額獎學金等措施。然而，對照主要國家的經驗，如日本是採各大學共同合作經營日本留學品牌的方式，合力擴展外國學生市場。臺灣大專校院的此種競爭關係，恐將造成削價競爭的惡性循環，除了減損臺灣高教的品牌價值，也不利臺灣高教的資源整合及深度經營。
伍、結語
「高教境外招生」，除了有助解決當前臺灣高教所面臨的生源困境，亦能加速臺灣高教邁向國際化。臺灣應透過「互為主體」的視角，對境外地區/國家進行深度認識、理解，去除對「他者」的刻板印象與歧視，並在此基礎上，以互惠的方式持續投注資源，長時間、整合多方力量合力經營與扎根，亦使相關政策與制度更為彈性開放。期許臺灣高教在未來，能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環境中，持續提升國際能見度與品牌吸引力，並發揮教育的導進力量，為臺灣社會帶來更寬廣的視野、更豐富多元的文化刺激，以及永續發展的能量。
（本文已於105.9.25發表於第四屆海峽兩岸教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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