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台灣由於藍綠的對立，文化認同出現嚴重分歧。本文討論分歧的原因，回顧過去文化論述的轉變，並建議應以正向面對中華文化，才是真正突顯台灣文化的主體性與多元性。
一、前言：「中國」從習慣變成禁忌
近年來，隨著台灣政治的藍綠對峙，文化認同也出現了危機，時時在本土文化與大中華文化的矛盾之間，互相拉扯。20年前，台灣民眾可以很自然地說「我是中國人」。提到自己的傳統文化，習慣指稱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文化」，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是，這樣的習慣，到了2000年至2008年扁政府時期，卻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打著本土文化的旗幟，以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為本，如火如荼地進行去中國化。例如把「中國石油」改成「中油」，歷史教科書腰斬中華民國史等等，各式各樣的動作，可謂罄竹難書。在鋪天蓋地的逢中必反過程，不知不覺間，「中國」竟然成了禁忌，尤其在討論傳統文化時，得小心翼翼，唯恐一不留神，就犯了文字獄，被扣上親中、賣台的罪名。正如一句順口溜所描述：「不到台灣，不知文革還在搞。」知名導演侯孝賢，也曾引用張愛玲的「惘惘的威脅」，來形容這種可怕的氣氛。
二、去中國化及其瓶頸
不難理解的是，去中國化源自對中共政權的痛恨。從早期的「萬惡共匪」，到後來的文攻武嚇、打壓台灣外交空間，中共從來沒有給台灣人留下好印象。兩岸開放交流後，雙方民眾增加了接觸的機會，台灣民眾赫然發現，半世紀的隔絕，兩岸儼然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即便使用相同的語言，也難以避免雞同鴨講，不少人因此降低了統一的意願。2008兩岸全面直航，開放陸客來台，應有助於促進雙方互相了解，可惜不少台灣民眾，看到陸客的種種壞習慣，更添反感。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服貿協議、課綱微調，會引發大規模的抗爭。
2016年政黨三度輪替，兩岸關係再度降溫，台灣是否將徹底走向去中國化？日前立院審僑委會海外巡迴預算時，因包含扯鈴教學，立委劉世芳以扯鈴為中國文化、是幫中國統戰為由，要求刪除，引起民眾普遍反彈。可見大凡深入民眾生活的部份，管它本土或外來，是很難去除的。確實有些偏激份子，想把中華文化連根拔除。典型的例子，就是主張廢除漢字，一律改成拼音。可想而知，這只是極少數深綠學者一廂情願的夢想，恐怕連他們自己都很難辦到。
扁政府時期，念茲在茲的，就是推動國家語言法，原本是平等法，因為爭議太大，改成發展法，終究沒有成功。但是他們並未死心，馬政府時期尚有立委提案未果，2016年又列入蔡英文大選的文化政策中。該法雖然以多元為名，骨子裡其實是想消滅國語。然而，如今大家都已習慣使用國語，想要扭轉這個習慣，譬如以閩南語為官方語言，即使母語為閩南語的族群，也將甚感不便。2016年3月，立委姚文智在立院演出十五分鐘的全程閩南語獨白質詢，卻頻吃螺絲，很多用詞不得不改用國語。如此大費周章，只是更加證明消滅國語之不可行。由此不難理解，何以多年來，民進黨打著本土、多元的口號，語言法卻難以推動。
三、文化來自生活
文化來自生活。思想方面的文化，或可斬斷，但若想去除生活中的文化，必然因造成諸多不便而引起民怨。上述扯鈴、語言為明證，更不用說大家習慣拜的關公、媽祖，以及習慣過的春節、清明、端午及中秋等傳統節慶了。
因為文化來自生活，所以強調本土，有它的正當性。早在1970年代，台灣就已經開始以發掘台灣本土藝術、取材自本土的創作為目標的鄉土運動。文學、音樂、繪畫的創作，最直接的材料，莫過於生活，否則總有枯竭的一天。就像當時一首流行歌《龍的傳人》有這麼幾句：「雖不曾看見長江美，夢裡常神遊長江水；雖不曾聽見黃河壯，澎湃洶湧在夢裡。」兩岸隔絕之時，長江、黃河難見，只能靠夢想，但想看淡水河、濁水溪，卻容易得多。1990年代即有不少流行歌曲出現了淡水河，如張清芳主唱的《Men’s Talk》：「你說你有個朋友，住在淡水河邊，心裡有事，你就找他談天。」陳雷主唱的《有影無》：「有人講看到你彼日散步淡水河，身邊的那個人是一個大帥哥。」
過去曾有人批評台灣的中小學的本國地理變成了歷史，孩子們知道中國第一長河是長江，卻不知道台灣第一長河是濁水溪。地理與歷史概念的矛盾，也是造成台灣文化論述分歧的原因。加上政治的糾葛與族群的問題，就變得更複雜了。台灣的藍綠對立，不再只是單純的統獨問題，還包括對中國的看法，以及文化的認同，這其中，很少人能擺脫感情的因素，理性地思考。
四、尋找新的文化論述
面對認同混亂、族群分裂危機的當下，實有必要建立一個新的文化論述。所謂文化論述，就是文化的核心理念與價值觀。如今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嚴重分歧，似乎找不到交集，但若放任不管，不嘗試尋找大家都能接受的最大公因數，恐將不利於台灣的發展。
有些人試圖從血緣上，證明台灣人已經變成不一樣的種族，以做為與中華文化脫鈎的依據。其實，即使不經由試驗，也可以理解，兩百多年前渡海來台的先民，與原住民通婚後，基因應與中國大陸漸行漸遠。但這種觀點，是建立在假設漢族為單一種族的前提上。事實上，所謂漢族，本來就是很多不同種族的集合體，台灣人和福建人基因的差異，未必比福建人與陝西人的差異大。再者，文化與血緣沒有必然的關係，認同與否更重要。譬如泉州曾有很多阿拉伯人居住，不少後代具有阿拉伯血統，但並不妨礙他們對漢文化的認同。
五、自大中華脈絡轉變成台灣主體性
李登輝曾在1996年提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主張，今日看來，仍顯得非常有氣魄。[1]中原，本指黃河流域華夏文明的發源地，幾千年來，一直被視為中華文化的中心。所謂「建立新中原」，就是要把台灣建立成新的華夏文明中心。這絕非妄自尊大，而是台灣確實具備漢文化中心的條件，這些條件可見於2003年龍應台發表的〈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一文。她認為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因為台灣既有多元文化的內涵，又傳承了正統的中華文化，未曾受過文革的摧殘，再加上經濟發展、教育普及，和民主自由的環境，台北儼然已經成為華語地圖上的紐約，所以，台灣比中國大陸更有資格談中華文化的文藝復興。[2]
同樣是強調台灣文化的優勢，李登輝仍將台灣放在中華文化的脈絡下思考，亦即把台灣文化視作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而龍應台則是反過來，聲稱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雖然有人把龍應台視作統派，其實，在有意無意間，她已經擺脫所謂的大中華主義，從台灣的主體性出發了。
這種從大中華脈絡變成從台灣主體性思考的過程，還可見於2015年楊儒賓發表的《1949禮讚》。[3]他在該書中，對台灣文化的優勢，尤其1949年國府渡海來台的文化與歷史意義，做了更具體而深入的剖析。1949年，是中國歷史大災難的一年，在政治上，大陸誕生了一個新中國，但在文化上，卻誕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台灣。大量移民以整個中國格局的縮影方式來台，最頂尖的人才、文物及學術機構落地生根，開啟了本土、兩岸及國際多方位的發展。雖然在巨變當中，衝突與痛苦難免，卻因緣際會地「納中國於台灣」，重新整合傳統中國與當代西方的現代性，使台灣融合了藍海洋與黃土地的精粹，帶來了豐饒而多元的歷史積澱。楊儒賓與龍應台持相同的觀點，認為台灣比任何華人地區更有資格代表漢文化，因為漢文化在台灣已成為生活中有機的一部分，並且仍在欣欣不已地創造。
六、肯定台灣文化的多元性
以上幾項論述，都朝類似的方向發展。首先是強調台灣的主體性，從「台灣文化屬於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翻轉成「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這已經與早期的論述有所區隔。其次是肯定台灣文化的多元性，因為台灣是移民社會，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台灣得天獨厚地融合了南島、西班牙、荷蘭、日本以及漢文化，又因獨特的歷史發展，吸收了歐美文化，晚近隨著外勞及新移民的增加，南洋文化的影響力也逐漸提高。
強調台灣的主體性及肯定台灣文化的多元性，是藍綠幾乎都能接受的基本觀點，換句話說，在立場分歧的情況下，大家逐漸朝向這兩點共識靠攏，或許是和解共生的契機。然而，台灣的文化認同分歧點不在台灣本身，而在對待中華文化的態度。有的人受到政治的影響，對「中華文化」避之唯恐不及，或欲除之而後快，更偏激的，還有人想重回日本殖民的懷抱。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張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優勢，應該將其發揚光大。在這兩個極端中間，恐怕有為數更多的人，處在徬徨之中，既不願被誤認為是缺乏文明的、落後的「現代中國人」，又無法否認自己實際上還是「文化的中國人」吧？
可想而知，台灣人看待中華文化的態度，很難避免隨著兩岸關係的變化而起伏。所謂「萬眾一心」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尤其在數位時代，資訊公開，透過社群網站，人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見解。想要讓別人接受自認為好的觀念，只能看誰的說服力強。
若是為了台灣的利益與發展著想，那麼，文化論述就應該秉持理性客觀的態度，避免情緒化。去中國化很容易激起民眾的仇共情緒，但若任這樣的情緒蔓延，不僅不利於兩岸關係，也會傷害台灣自己。楊儒賓認為，「台灣島史觀」，是「以地範人」的概念。雖然這種「一國文化」的想法，類似政治上預設「政權來自人民」的正當性，但是人民的內涵卻不能被領土的概念限定，因為人是語言—文字—傳統的存在。不可否認的是，以漢字、漢語為載體的漢文化，還是台灣的主導力量，它也比較容易成為台灣非漢族共享而且也可以溝通的成分。[4]
既然肯定了台灣文化的多元性，那麼要維持多元，就必須具備包容的態度。漢文化不僅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台灣文化的根。若包容外來文化，卻排斥自己的文化，是有違多元文化理念的。
七、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優勢
純就現實面而言，中華文化絕對是台灣文化的優勢，是創作的好題材。如同龍應台所言，保存都還來不及，豈可言「去」？[5]李安的《臥虎藏龍》及侯孝賢的《聶隱娘》，證明了台灣人可以拍出更有內涵的中國古裝片，就像侯孝賢在2004年受訪時所說：「我的電影送到北京去，他們很驚奇原來可以用這種角度看事情，這就是屬於台灣自己的獨特性，這就是我們可以站在世界舞台上可以跟人家一較長短的。」[6]台灣文化的優勢，除了內容以外，還包括在自由環境下，長期醞釀出來的人文關懷，這樣的人文素養，絕非短短幾年可以超過。可惜今日大多數的影視業者，放著幾千年的資產不用，把內容侷限在兩百年以內的台灣，結果市場只能在台灣，也很難一再推陳出新。
曾經是激進獨派思想的畫家林惺嶽，在1987年之後，出人意表地跨越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封閉思維，從面對台灣的內向探索，轉向面對中國的外放反省。2002年，他發表了厚達650多頁的巨著《中國油畫百年史》。對於「主體性」，他有非常精闢的見解：「尋求自主的覺悟，脫離長期被殖民統治的依賴性及盲從性。從事主動與自主的整理、研究與詮釋的工作.....進而以自主的眼光及思考去了解中國大陸的文化，展望國際的文化視野。」他認為「本土化」並非「綠化」，甚至批評浮濫的本土化口號，是重演戒嚴體制的意識型態，踐踏專業的尊嚴。[7]
很多人強調台灣主體性，實際上不過是從一個框框跳到另一個框框而已。看看為數不少的政治人物對日本諂媚的態度，即可略知一二。林惺嶽追求絕對自主的論述，已經超越了統獨、藍綠，比起李登輝的建立新中原論，更具有恢宏的氣度、視角及野心。林惺嶽所要彰顯的「台灣觀點」，與侯孝賢的電影讓北京驚豔，可謂異曲同工。中國美術學者看到林惺嶽的書後，感到震驚，因為中國尚未提出美術史的架構，而他已經提出了跨越中共意識型態美學論點之外的新觀點。[8]
林惺嶽在文化上的氣魄，或可讓人想起許信良在1995年提出的「大膽西進」。[9]多年來，他仍然主張，要對大陸全面開放，並且堅信台灣會成為華人世界的「價值聖地」。[10]他們都對台灣有絕對的信心，有了信心，就不怕面對中國，甚至可以超越中國。
八、結論
本文回顧過去幾年台灣的文化論述的轉變，發現無論藍綠，都朝向肯定台灣「主體性」與「多元性」靠攏，而主要的分歧點，在於面對中華文化的態度。之所以產生分歧，是因為地理與歷史概念的矛盾，以及中共政權的威脅。
去中國化，或否認中華文化在台灣的重要性，不符多元理念，是狹隘、偏激、違反事實的論述，容易使人在想法上顧影自憐、夜郎自大，甚至在做法上擦槍走火。
政治上，我們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上，我們也不等於現在的中國大陸，但無庸置疑的是，我們保存了傳統中華文化的精髓，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主導力量。
強調台灣主體性，並不是把文化的內容侷限在台灣，而是要突顯台灣的優勢，這當然包括在處理中國大陸議題時，所突顯的台灣觀點。
為了台灣的發展，無論中華文化或其他外來文化，都應該秉持包容的態度，發揮台灣文化的優勢。面對中國，不只不應閃避，還要更積極地正面迎戰，超越中國，走向世界。
台灣由於藍綠的對立，文化認同出現嚴重分歧。本文討論分歧的原因，回顧過去文化論述的轉變，並建議應以正向面對中華文化，才是真正突顯台灣文化的主體性與多元性。
一、前言：「中國」從習慣變成禁忌
近年來，隨著台灣政治的藍綠對峙，文化認同也出現了危機，時時在本土文化與大中華文化的矛盾之間，互相拉扯。20年前，台灣民眾可以很自然地說「我是中國人」。提到自己的傳統文化，習慣指稱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文化」，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是，這樣的習慣，到了2000年至2008年扁政府時期，卻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打著本土文化的旗幟，以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為本，如火如荼地進行去中國化。例如把「中國石油」改成「中油」，歷史教科書腰斬中華民國史等等，各式各樣的動作，可謂罄竹難書。在鋪天蓋地的逢中必反過程，不知不覺間，「中國」竟然成了禁忌，尤其在討論傳統文化時，得小心翼翼，唯恐一不留神，就犯了文字獄，被扣上親中、賣台的罪名。正如一句順口溜所描述：「不到台灣，不知文革還在搞。」知名導演侯孝賢，也曾引用張愛玲的「惘惘的威脅」，來形容這種可怕的氣氛。
二、去中國化及其瓶頸
不難理解的是，去中國化源自對中共政權的痛恨。從早期的「萬惡共匪」，到後來的文攻武嚇、打壓台灣外交空間，中共從來沒有給台灣人留下好印象。兩岸開放交流後，雙方民眾增加了接觸的機會，台灣民眾赫然發現，半世紀的隔絕，兩岸儼然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即便使用相同的語言，也難以避免雞同鴨講，不少人因此降低了統一的意願。2008兩岸全面直航，開放陸客來台，應有助於促進雙方互相了解，可惜不少台灣民眾，看到陸客的種種壞習慣，更添反感。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服貿協議、課綱微調，會引發大規模的抗爭。
2016年政黨三度輪替，兩岸關係再度降溫，台灣是否將徹底走向去中國化？日前立院審僑委會海外巡迴預算時，因包含扯鈴教學，立委劉世芳以扯鈴為中國文化、是幫中國統戰為由，要求刪除，引起民眾普遍反彈。可見大凡深入民眾生活的部份，管它本土或外來，是很難去除的。確實有些偏激份子，想把中華文化連根拔除。典型的例子，就是主張廢除漢字，一律改成拼音。可想而知，這只是極少數深綠學者一廂情願的夢想，恐怕連他們自己都很難辦到。
扁政府時期，念茲在茲的，就是推動國家語言法，原本是平等法，因為爭議太大，改成發展法，終究沒有成功。但是他們並未死心，馬政府時期尚有立委提案未果，2016年又列入蔡英文大選的文化政策中。該法雖然以多元為名，骨子裡其實是想消滅國語。然而，如今大家都已習慣使用國語，想要扭轉這個習慣，譬如以閩南語為官方語言，即使母語為閩南語的族群，也將甚感不便。2016年3月，立委姚文智在立院演出十五分鐘的全程閩南語獨白質詢，卻頻吃螺絲，很多用詞不得不改用國語。如此大費周章，只是更加證明消滅國語之不可行。由此不難理解，何以多年來，民進黨打著本土、多元的口號，語言法卻難以推動。
三、文化來自生活
文化來自生活。思想方面的文化，或可斬斷，但若想去除生活中的文化，必然因造成諸多不便而引起民怨。上述扯鈴、語言為明證，更不用說大家習慣拜的關公、媽祖，以及習慣過的春節、清明、端午及中秋等傳統節慶了。
因為文化來自生活，所以強調本土，有它的正當性。早在1970年代，台灣就已經開始以發掘台灣本土藝術、取材自本土的創作為目標的鄉土運動。文學、音樂、繪畫的創作，最直接的材料，莫過於生活，否則總有枯竭的一天。就像當時一首流行歌《龍的傳人》有這麼幾句：「雖不曾看見長江美，夢裡常神遊長江水；雖不曾聽見黃河壯，澎湃洶湧在夢裡。」兩岸隔絕之時，長江、黃河難見，只能靠夢想，但想看淡水河、濁水溪，卻容易得多。1990年代即有不少流行歌曲出現了淡水河，如張清芳主唱的《Men’s Talk》：「你說你有個朋友，住在淡水河邊，心裡有事，你就找他談天。」陳雷主唱的《有影無》：「有人講看到你彼日散步淡水河，身邊的那個人是一個大帥哥。」
過去曾有人批評台灣的中小學的本國地理變成了歷史，孩子們知道中國第一長河是長江，卻不知道台灣第一長河是濁水溪。地理與歷史概念的矛盾，也是造成台灣文化論述分歧的原因。加上政治的糾葛與族群的問題，就變得更複雜了。台灣的藍綠對立，不再只是單純的統獨問題，還包括對中國的看法，以及文化的認同，這其中，很少人能擺脫感情的因素，理性地思考。
四、尋找新的文化論述
面對認同混亂、族群分裂危機的當下，實有必要建立一個新的文化論述。所謂文化論述，就是文化的核心理念與價值觀。如今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嚴重分歧，似乎找不到交集，但若放任不管，不嘗試尋找大家都能接受的最大公因數，恐將不利於台灣的發展。
有些人試圖從血緣上，證明台灣人已經變成不一樣的種族，以做為與中華文化脫鈎的依據。其實，即使不經由試驗，也可以理解，兩百多年前渡海來台的先民，與原住民通婚後，基因應與中國大陸漸行漸遠。但這種觀點，是建立在假設漢族為單一種族的前提上。事實上，所謂漢族，本來就是很多不同種族的集合體，台灣人和福建人基因的差異，未必比福建人與陝西人的差異大。再者，文化與血緣沒有必然的關係，認同與否更重要。譬如泉州曾有很多阿拉伯人居住，不少後代具有阿拉伯血統，但並不妨礙他們對漢文化的認同。
五、自大中華脈絡轉變成台灣主體性
李登輝曾在1996年提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主張，今日看來，仍顯得非常有氣魄。[1]中原，本指黃河流域華夏文明的發源地，幾千年來，一直被視為中華文化的中心。所謂「建立新中原」，就是要把台灣建立成新的華夏文明中心。這絕非妄自尊大，而是台灣確實具備漢文化中心的條件，這些條件可見於2003年龍應台發表的〈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一文。她認為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因為台灣既有多元文化的內涵，又傳承了正統的中華文化，未曾受過文革的摧殘，再加上經濟發展、教育普及，和民主自由的環境，台北儼然已經成為華語地圖上的紐約，所以，台灣比中國大陸更有資格談中華文化的文藝復興。[2]
同樣是強調台灣文化的優勢，李登輝仍將台灣放在中華文化的脈絡下思考，亦即把台灣文化視作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而龍應台則是反過來，聲稱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雖然有人把龍應台視作統派，其實，在有意無意間，她已經擺脫所謂的大中華主義，從台灣的主體性出發了。
這種從大中華脈絡變成從台灣主體性思考的過程，還可見於2015年楊儒賓發表的《1949禮讚》。[3]他在該書中，對台灣文化的優勢，尤其1949年國府渡海來台的文化與歷史意義，做了更具體而深入的剖析。1949年，是中國歷史大災難的一年，在政治上，大陸誕生了一個新中國，但在文化上，卻誕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台灣。大量移民以整個中國格局的縮影方式來台，最頂尖的人才、文物及學術機構落地生根，開啟了本土、兩岸及國際多方位的發展。雖然在巨變當中，衝突與痛苦難免，卻因緣際會地「納中國於台灣」，重新整合傳統中國與當代西方的現代性，使台灣融合了藍海洋與黃土地的精粹，帶來了豐饒而多元的歷史積澱。楊儒賓與龍應台持相同的觀點，認為台灣比任何華人地區更有資格代表漢文化，因為漢文化在台灣已成為生活中有機的一部分，並且仍在欣欣不已地創造。
六、肯定台灣文化的多元性
以上幾項論述，都朝類似的方向發展。首先是強調台灣的主體性，從「台灣文化屬於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翻轉成「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這已經與早期的論述有所區隔。其次是肯定台灣文化的多元性，因為台灣是移民社會，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台灣得天獨厚地融合了南島、西班牙、荷蘭、日本以及漢文化，又因獨特的歷史發展，吸收了歐美文化，晚近隨著外勞及新移民的增加，南洋文化的影響力也逐漸提高。
強調台灣的主體性及肯定台灣文化的多元性，是藍綠幾乎都能接受的基本觀點，換句話說，在立場分歧的情況下，大家逐漸朝向這兩點共識靠攏，或許是和解共生的契機。然而，台灣的文化認同分歧點不在台灣本身，而在對待中華文化的態度。有的人受到政治的影響，對「中華文化」避之唯恐不及，或欲除之而後快，更偏激的，還有人想重回日本殖民的懷抱。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張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優勢，應該將其發揚光大。在這兩個極端中間，恐怕有為數更多的人，處在徬徨之中，既不願被誤認為是缺乏文明的、落後的「現代中國人」，又無法否認自己實際上還是「文化的中國人」吧？
可想而知，台灣人看待中華文化的態度，很難避免隨著兩岸關係的變化而起伏。所謂「萬眾一心」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尤其在數位時代，資訊公開，透過社群網站，人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見解。想要讓別人接受自認為好的觀念，只能看誰的說服力強。
若是為了台灣的利益與發展著想，那麼，文化論述就應該秉持理性客觀的態度，避免情緒化。去中國化很容易激起民眾的仇共情緒，但若任這樣的情緒蔓延，不僅不利於兩岸關係，也會傷害台灣自己。楊儒賓認為，「台灣島史觀」，是「以地範人」的概念。雖然這種「一國文化」的想法，類似政治上預設「政權來自人民」的正當性，但是人民的內涵卻不能被領土的概念限定，因為人是語言—文字—傳統的存在。不可否認的是，以漢字、漢語為載體的漢文化，還是台灣的主導力量，它也比較容易成為台灣非漢族共享而且也可以溝通的成分。[4]
既然肯定了台灣文化的多元性，那麼要維持多元，就必須具備包容的態度。漢文化不僅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台灣文化的根。若包容外來文化，卻排斥自己的文化，是有違多元文化理念的。
七、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優勢
純就現實面而言，中華文化絕對是台灣文化的優勢，是創作的好題材。如同龍應台所言，保存都還來不及，豈可言「去」？[5]李安的《臥虎藏龍》及侯孝賢的《聶隱娘》，證明了台灣人可以拍出更有內涵的中國古裝片，就像侯孝賢在2004年受訪時所說：「我的電影送到北京去，他們很驚奇原來可以用這種角度看事情，這就是屬於台灣自己的獨特性，這就是我們可以站在世界舞台上可以跟人家一較長短的。」[6]台灣文化的優勢，除了內容以外，還包括在自由環境下，長期醞釀出來的人文關懷，這樣的人文素養，絕非短短幾年可以超過。可惜今日大多數的影視業者，放著幾千年的資產不用，把內容侷限在兩百年以內的台灣，結果市場只能在台灣，也很難一再推陳出新。
曾經是激進獨派思想的畫家林惺嶽，在1987年之後，出人意表地跨越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封閉思維，從面對台灣的內向探索，轉向面對中國的外放反省。2002年，他發表了厚達650多頁的巨著《中國油畫百年史》。對於「主體性」，他有非常精闢的見解：「尋求自主的覺悟，脫離長期被殖民統治的依賴性及盲從性。從事主動與自主的整理、研究與詮釋的工作.....進而以自主的眼光及思考去了解中國大陸的文化，展望國際的文化視野。」他認為「本土化」並非「綠化」，甚至批評浮濫的本土化口號，是重演戒嚴體制的意識型態，踐踏專業的尊嚴。[7]
很多人強調台灣主體性，實際上不過是從一個框框跳到另一個框框而已。看看為數不少的政治人物對日本諂媚的態度，即可略知一二。林惺嶽追求絕對自主的論述，已經超越了統獨、藍綠，比起李登輝的建立新中原論，更具有恢宏的氣度、視角及野心。林惺嶽所要彰顯的「台灣觀點」，與侯孝賢的電影讓北京驚豔，可謂異曲同工。中國美術學者看到林惺嶽的書後，感到震驚，因為中國尚未提出美術史的架構，而他已經提出了跨越中共意識型態美學論點之外的新觀點。[8]
林惺嶽在文化上的氣魄，或可讓人想起許信良在1995年提出的「大膽西進」。[9]多年來，他仍然主張，要對大陸全面開放，並且堅信台灣會成為華人世界的「價值聖地」。[10]他們都對台灣有絕對的信心，有了信心，就不怕面對中國，甚至可以超越中國。
八、結論
本文回顧過去幾年台灣的文化論述的轉變，發現無論藍綠，都朝向肯定台灣「主體性」與「多元性」靠攏，而主要的分歧點，在於面對中華文化的態度。之所以產生分歧，是因為地理與歷史概念的矛盾，以及中共政權的威脅。
去中國化，或否認中華文化在台灣的重要性，不符多元理念，是狹隘、偏激、違反事實的論述，容易使人在想法上顧影自憐、夜郎自大，甚至在做法上擦槍走火。
政治上，我們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上，我們也不等於現在的中國大陸，但無庸置疑的是，我們保存了傳統中華文化的精髓，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主導力量。
強調台灣主體性，並不是把文化的內容侷限在台灣，而是要突顯台灣的優勢，這當然包括在處理中國大陸議題時，所突顯的台灣觀點。
為了台灣的發展，無論中華文化或其他外來文化，都應該秉持包容的態度，發揮台灣文化的優勢。面對中國，不只不應閃避，還要更積極地正面迎戰，超越中國，走向世界。
[1]全文參見李登輝1996年總統就職演說。
[2]全文原載於2003.7.3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3]台北聯經出版。
[4]楊儒賓（2015），156-157。
[5]見〈五十年來家國〉。
[6]徐國淦、葛大維專訪，〈侯孝賢：政黨應不停輪替，才能逼出制度〉，《聯合報》（2004.2.16）A2版。
[7]江冠明，〈林惺嶽，跨越統獨書寫藝術史〉，《新台灣新聞週刊》（2002.10.4）第341期，本文引自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9528，下載日期：2017.1.12。
[8]Ibid.
[9]許信良的「大膽西進」主張，見於其書《新興民族》（1995，台北：遠流）。
[10]朱真楷，〈許信良：大膽開放，別怕被大陸吃掉〉，《中國時報》（20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