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與我國超過百年邦交關係的巴拿馬宣布和中國大陸建交，同時並斷絕與我國的官方關係。總統府秘書長吳釗燮隨後召開記者會，表達高度遺憾與不滿，他北京當局持續以「一中原則」打壓台灣國際空間，破壞了兩岸現狀，將兩岸由和平推向對抗的錯誤作法，政府將重新評估兩岸關係。也許有人會樂觀認為，蔡政府經此打擊會適度調整兩岸政策，尋求兩岸溝通與協商的管道。但是後續的發展，卻讓人更為憂心，錯誤認知與相互對抗的局面已經形成。
此案的發展充分顯示當前兩岸關係的困境：協商機制中斷，人民權益減損，更令人擔心的是雙方不僅互信基礎薄弱，並已進入相互猜疑的惡性循環。除了外交的困境之外，我國人民的權益也會受到嚴重的限制，今年5月民進黨前黨工李明哲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大陸安全機關逮捕，我方也是協商無門，家屬無法前往探視。實際上，在李案發生的前不久，我方檢調單位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的罪名逮捕羈押前陸生周泓旭，10天之後，李明哲就在大陸被捕，相互關係不言自明。
從中共對台政策的角度觀察，巴拿馬與我斷交應當是中共對蔡政府年內大陸政策的總結定位，未完成的答卷不能再拖下去。任何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應先認清國際政治權力對比的變化，再從中選擇最佳的定位。中國大陸實力崛起後在國際上所產生的嚇阻效果，各國皆有深刻感受，最近中共阻止我參與國際衛生組織大會，就連美國也無力可施。1980與1990年代，由於兩岸經濟實力的差距不大，我國才有可能與大陸在外交上彼此爭奪。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統計，1980年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台灣的7.2倍，當時我國經濟發展尚在起步階段。1980年代後我國經濟起飛，到了1990年大陸與我生產總值降低為2.3倍，即使到了2000年也是3.7倍。可是到了2010年差距就擴大為13.6倍了，而就在當年中國大陸的總產值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日甲午戰爭以來，中國大陸感受了超越日本的激情，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同年9月發生中國大陸漁船船長被日本政府羈押事件，大陸強力施壓反制，日本隨後釋放了船長。力量的增長，影響了對外的行為，到了2020年我總統大選時，兩岸總產值的差距將會擴大到24.5倍，而大陸將有11個省的總產值將超越台灣，我們將如何自處？。
結構的制約就好像是宿命的限制，在現實的世界中，特別是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其實是非常殘酷的。但是在面對這樣的限制環境中，與其抱怨結構的不公平，不如有智慧地尋求在結構中的生存與發展之道，那就是從兩岸關係中尋求，這也是我國前外長錢復所宣稱的兩岸關係的位階高於外交的道理，兩岸關係就成為國際政治格局的緩衝機制，而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它是存在的。
大家都很清楚在兩岸溝通管道暢通與互信存在的情形下，兩岸也有可能做出特殊的安排，達到我方期待的結果。在馬政府執政期間，兩岸有了外交休兵的默契，因此我方可以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會議、邀請前政府高層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領導人會晤。在雙邊關係上，中共也會從兩岸和平發展大局著想，拒絕我邦交國與其建交的提議，我方在此過程中都未減損國家的權益。在我人民權益方面，2012年6月18日法輪功成員鍾鼎邦涉及「危害國家安全」遭中共國安人員帶走，在各方努力以及兩岸持續和緩的氛圍下，鍾鼎邦終於在8月10日第八次「江陳會」後獲釋返回。除此之外，溝通管道的暢通，還可維護我公共安全。2013年4月胡宗賢、朱亞東涉及高鐵爆炸案，胡、朱兩人於犯案後逃往大陸，我刑事警察局連絡大陸公安請求協助，大陸公安在8小時後就逮獲兩人，充分展現「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的積極作用。這些都是兩岸關係改善的具體成果，都是透過兩岸公權力機關的互信與合作。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都是仰賴中國大陸的善意，但是實際上兩岸溝通與協商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大陸需要有兩岸關係良好互動的成果，有利於其經濟發展，也可向其人民交代。我方則是在沒有喪失國格的情況下，擴大了國際空間與發展雙邊關係，同時保障了人民的權益。這些都是基於兩岸存在著默契，也保有我方尊嚴的情況下進行。而一步步累積的成果，就給我們帶來發展的空間，為台灣人民爭取最大的權益。
希望蔡政府認清國際政治現實，不要從對抗當中得到虛幻的尊嚴，這無法保障人民的權益。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識，那就與大陸建立一個共識，或是提供因應之道，憤怒與哀怨是無法治國的。
(本文已刊登於2017.6.18中央日報網路報／海峽視點／星期專論)
此案的發展充分顯示當前兩岸關係的困境：協商機制中斷，人民權益減損，更令人擔心的是雙方不僅互信基礎薄弱，並已進入相互猜疑的惡性循環。除了外交的困境之外，我國人民的權益也會受到嚴重的限制，今年5月民進黨前黨工李明哲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大陸安全機關逮捕，我方也是協商無門，家屬無法前往探視。實際上，在李案發生的前不久，我方檢調單位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的罪名逮捕羈押前陸生周泓旭，10天之後，李明哲就在大陸被捕，相互關係不言自明。
從中共對台政策的角度觀察，巴拿馬與我斷交應當是中共對蔡政府年內大陸政策的總結定位，未完成的答卷不能再拖下去。任何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應先認清國際政治權力對比的變化，再從中選擇最佳的定位。中國大陸實力崛起後在國際上所產生的嚇阻效果，各國皆有深刻感受，最近中共阻止我參與國際衛生組織大會，就連美國也無力可施。1980與1990年代，由於兩岸經濟實力的差距不大，我國才有可能與大陸在外交上彼此爭奪。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統計，1980年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台灣的7.2倍，當時我國經濟發展尚在起步階段。1980年代後我國經濟起飛，到了1990年大陸與我生產總值降低為2.3倍，即使到了2000年也是3.7倍。可是到了2010年差距就擴大為13.6倍了，而就在當年中國大陸的總產值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日甲午戰爭以來，中國大陸感受了超越日本的激情，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同年9月發生中國大陸漁船船長被日本政府羈押事件，大陸強力施壓反制，日本隨後釋放了船長。力量的增長，影響了對外的行為，到了2020年我總統大選時，兩岸總產值的差距將會擴大到24.5倍，而大陸將有11個省的總產值將超越台灣，我們將如何自處？。
結構的制約就好像是宿命的限制，在現實的世界中，特別是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其實是非常殘酷的。但是在面對這樣的限制環境中，與其抱怨結構的不公平，不如有智慧地尋求在結構中的生存與發展之道，那就是從兩岸關係中尋求，這也是我國前外長錢復所宣稱的兩岸關係的位階高於外交的道理，兩岸關係就成為國際政治格局的緩衝機制，而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它是存在的。
大家都很清楚在兩岸溝通管道暢通與互信存在的情形下，兩岸也有可能做出特殊的安排，達到我方期待的結果。在馬政府執政期間，兩岸有了外交休兵的默契，因此我方可以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會議、邀請前政府高層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領導人會晤。在雙邊關係上，中共也會從兩岸和平發展大局著想，拒絕我邦交國與其建交的提議，我方在此過程中都未減損國家的權益。在我人民權益方面，2012年6月18日法輪功成員鍾鼎邦涉及「危害國家安全」遭中共國安人員帶走，在各方努力以及兩岸持續和緩的氛圍下，鍾鼎邦終於在8月10日第八次「江陳會」後獲釋返回。除此之外，溝通管道的暢通，還可維護我公共安全。2013年4月胡宗賢、朱亞東涉及高鐵爆炸案，胡、朱兩人於犯案後逃往大陸，我刑事警察局連絡大陸公安請求協助，大陸公安在8小時後就逮獲兩人，充分展現「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的積極作用。這些都是兩岸關係改善的具體成果，都是透過兩岸公權力機關的互信與合作。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都是仰賴中國大陸的善意，但是實際上兩岸溝通與協商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大陸需要有兩岸關係良好互動的成果，有利於其經濟發展，也可向其人民交代。我方則是在沒有喪失國格的情況下，擴大了國際空間與發展雙邊關係，同時保障了人民的權益。這些都是基於兩岸存在著默契，也保有我方尊嚴的情況下進行。而一步步累積的成果，就給我們帶來發展的空間，為台灣人民爭取最大的權益。
希望蔡政府認清國際政治現實，不要從對抗當中得到虛幻的尊嚴，這無法保障人民的權益。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識，那就與大陸建立一個共識，或是提供因應之道，憤怒與哀怨是無法治國的。
(本文已刊登於2017.6.18中央日報網路報／海峽視點／星期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