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國會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便建立慣例，若議長有意續任，則無論是否屬於國會的多數黨，朝野仍將一致支持。議長引退時，朝野政黨也儘量透過檯面下的協商，推出共同接受的人選，很少經由檯面上硬碰硬的競爭決定議長人選。三權分立的美國也有類似的情形，雖然因為行政無法領導國會，政黨認同又明顯薄弱，使得議長選舉平添不少變數，但由於兩黨要求黨籍議員在投票時必須絕對忠誠，跑票的情況甚少發生。再加上兩黨強弱分明，使得議長競選徒具形式。而為了進一步防止黨內競爭，兩黨自一九一一年以來，也建立起議長照例連任，退位時由多數黨領袖（類同於我國黨團幹事長）自動升任的慣例。故而，黨內有意競爭議長者，往往在選舉多數黨領袖時便已確定，升任議長只是行禮如儀，絕少有出人意表的結果。
何以體制迥異的兩個國會，在議長的選舉上卻表現出相同的自制？道理其實不言可喻。由於國會議員法理上彼此平等，但每位議員的成長背景、教育程度、人格特質、與選區利益卻又大異其趣，這樣的組合要能有效監督行政及審查法案，便必須透過領袖德望的整合。無論議長是英國式的超然中立，或是美國式的政黨領袖，這樣的德望只能由資歷、人品、學識、與言行中培養，而絕不可能由激烈的選戰中產生。成員平等背景各異的議會與一般行政組織不同，後者就算以卑劣手段取得領導地位，也依然可以透過層級獎懲實現有效的管理。但議長選戰一旦暴露了人性的貪婪，或予以其他勢力介入操縱的機會，表面上雖然符合民主原則，當選者卻必然傷痕累累，或淪為行政的傀儡，無法再以德望領導成員平等獨立的國會，更無法挺起腰桿力爭國會的尊嚴。
激烈選戰所產生的弊象，在我國立院院長的選舉中可謂屢見不鮮。如贊助立委候選人經費，遊走「賄選」邊緣；允諾增加立委福利，惡化財政負擔；主持會議不敢堅持原則，議事規則形同廢紙；黨派要脅，致使多數精神破壞；折損立院形象，使國民對立院缺乏信賴感。而更嚴重的，則是讓總統有機會介入人選決定，使得分權制衡的精神完全蕩然。前美國議長瑞德曾為了堅持國會地位而拒絕到白宮討論政策，我國立委為了角逐院長還得乞請總統首肯，地位與尊崇簡直無法相比。過去在國民黨主政下，院長還可藉由利益分配攏絡立委支持，德望不能服人便就罷了，現政府標榜革新，院長若還是在「沒心肝的吃人行為」 (前美國議長賴特的名言 )下產生，真不知未來立院將如何運作得獨立而尊嚴。
更特殊的是，我國立院還設置副院長。英、美國會人數雖數倍於我國，開會時間也較我國立院為長，但都沒有副院長一職；我國不僅有，而且也同樣由激烈的選戰中產生，使得立院龍頭之爭更趨複雜。副院長的設置，應是行政體系為了分化院長職權的巧思。在成員背景原本歧異，卻又缺乏意見整合架構的國會，存在兩種意見的代表人只會治絲益棼；尤其這兩種職位若分屬不同政黨，結果將更難以想像。民進黨人士指責國親合推與院長同黨的人士擔任副院長，是惡化政黨對立的決定，但就邏輯與經驗分析，院長與副院長分屬不同政黨，對國會運作與分權制衡所增加的困擾，恐怕只有更糟。在行政官僚下，副座服從首長乃天經地義，但在平等的國會中，「誰怕誰」卻沒人說得準。
民進黨如果真心希望台灣能更好，應利用其國會的多數地位及掌握執政的優勢，嚴密監督立院院長的操守與作為，而不是自恃政黨實力硬要安插副座人事以分化國會。如果透過民進黨的嚴格把關，我國立院能從此建立起院長的超然立場及清廉操守，則民進黨為台灣民主所做的貢獻，便足以在青史留名。力爭一時的副院長，難免讓人感覺有心分贓，國人期待的立院改革恐怕也僅止於口號。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議長選戰激烈國會如何獨立？
作者楊泰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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