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總統昨（20）日在就職六周年典禮上，以青年為主題，談到有關青年的居住、就業、創業等問題，也提出一些未來政策方向。我認為這些都有打到痛處，只是台灣世代不正義現象其實是結構性問題，如果可以輔以其他如培養一技之長、設置後代子孫代言人等機制，應會更有效顧及年輕人的利益。
太陽花學運反映了社會三大問題，一是年輕人對只領22K薪水、卻要負擔高房價其實相當不滿，但他們的聲音出不來；二是政府跟人民間的信任感漸漸流失；三是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從這次馬總統的就職演說來看，他聽到了這些聲音，也提出一些政策回應。
首先，民怨最多的高房價，馬總統從合宜住宅與社會住宅下手，這是對的方向，一是因為年輕人剛出社會先以有房住為主，不應馬上就背負房貸、接下來一輩子被房地產或房貸綁住。如果先用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讓年輕人有房可住，他們就能再慢慢存錢買房。
此外，房市問題其實沒辦法馬上見效，因為房地產價格如迅速下降，會衍生更多金融問題。所以，政府先從社會住宅著手，未來再輔以其他稅制或金融改革，讓房市消風，這是對的方向。
政府與人民互信部分，分析年輕人當時不要服貿，是擔心對台灣產業有影響。政府要讓年輕人放心，應趕快告訴民眾他們會如何落實900億扶植弱勢產業的預算，年輕人才會對政府有信心。
至於從年輕人覺得未來沒前途的狀況來看，如何讓一般年輕人出社會後能有一技之長，是一個值得政府思考的方向。過去技職體系畢業的學生都有專業技能，日後創業也比較容易。我們現在廣設大學，也應要讓受一般大學或科技大學教育的學生能有帶著走的技術，這可以透過在職訓練或鼓勵學生畢業後培養第二專長來達成。
多數人關注的薪水問題，如果以律師、會計師為例，這些相對高薪行業薪水，其實都還比新加坡和香港低。這是因為我們的法令限制比較多，業者營收有限，自然不願意出太多錢聘人。
要把錢跟人都留住，政府現在推出像自由經濟示範區這樣放寬限制的政策，就是要讓過去只能到新加坡或香港做的事能留在台灣。這也是提升薪資中的一個環節。
馬總統這次拋出青年顧問團的政見，開通一個年輕人對政府發表意見的管道。其他如下修投票門檻等提議，或也都是可以考慮的，都能讓年輕人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另外，我主張立委不分區席次，甚至在部會裡面，都應要有後代子孫代表人。現在部會已有兩性平權代言人，這個概念可以擴及到世代平權上。我們找一些專門為後代子孫講話的代表，站在下一代的立場提出意見。
好比我們因為要應付眼前的財政問題而調高舉債額度，只是滿足我們一時的需要，如果這時有人能站在後代子孫的立場發言，就能更平衡考慮對年輕人的影響，否則我們這一代做的決策只會讓下一代更辛苦。
回想我長大的年代，房價便宜、創業容易，薪水跟現在也差不多。現在看到年輕人面對這麼艱苦的環境，政府應該要繼續想辦法幫助年輕人發揮潛力、做自己覺得有成就感的事，才能讓他們對未來保持希望。
(本文由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建甫口述，記者尹俞歡整理)
(本文刊載於2014年5月21日經濟日報)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太陽花學運反映了社會三大問題，一是年輕人對只領22K薪水、卻要負擔高房價其實相當不滿，但他們的聲音出不來；二是政府跟人民間的信任感漸漸流失；三是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從這次馬總統的就職演說來看，他聽到了這些聲音，也提出一些政策回應。
首先，民怨最多的高房價，馬總統從合宜住宅與社會住宅下手，這是對的方向，一是因為年輕人剛出社會先以有房住為主，不應馬上就背負房貸、接下來一輩子被房地產或房貸綁住。如果先用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讓年輕人有房可住，他們就能再慢慢存錢買房。
此外，房市問題其實沒辦法馬上見效，因為房地產價格如迅速下降，會衍生更多金融問題。所以，政府先從社會住宅著手，未來再輔以其他稅制或金融改革，讓房市消風，這是對的方向。
政府與人民互信部分，分析年輕人當時不要服貿，是擔心對台灣產業有影響。政府要讓年輕人放心，應趕快告訴民眾他們會如何落實900億扶植弱勢產業的預算，年輕人才會對政府有信心。
至於從年輕人覺得未來沒前途的狀況來看，如何讓一般年輕人出社會後能有一技之長，是一個值得政府思考的方向。過去技職體系畢業的學生都有專業技能，日後創業也比較容易。我們現在廣設大學，也應要讓受一般大學或科技大學教育的學生能有帶著走的技術，這可以透過在職訓練或鼓勵學生畢業後培養第二專長來達成。
多數人關注的薪水問題，如果以律師、會計師為例，這些相對高薪行業薪水，其實都還比新加坡和香港低。這是因為我們的法令限制比較多，業者營收有限，自然不願意出太多錢聘人。
要把錢跟人都留住，政府現在推出像自由經濟示範區這樣放寬限制的政策，就是要讓過去只能到新加坡或香港做的事能留在台灣。這也是提升薪資中的一個環節。
馬總統這次拋出青年顧問團的政見，開通一個年輕人對政府發表意見的管道。其他如下修投票門檻等提議，或也都是可以考慮的，都能讓年輕人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另外，我主張立委不分區席次，甚至在部會裡面，都應要有後代子孫代表人。現在部會已有兩性平權代言人，這個概念可以擴及到世代平權上。我們找一些專門為後代子孫講話的代表，站在下一代的立場提出意見。
好比我們因為要應付眼前的財政問題而調高舉債額度，只是滿足我們一時的需要，如果這時有人能站在後代子孫的立場發言，就能更平衡考慮對年輕人的影響，否則我們這一代做的決策只會讓下一代更辛苦。
回想我長大的年代，房價便宜、創業容易，薪水跟現在也差不多。現在看到年輕人面對這麼艱苦的環境，政府應該要繼續想辦法幫助年輕人發揮潛力、做自己覺得有成就感的事，才能讓他們對未來保持希望。
(本文由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建甫口述，記者尹俞歡整理)
(本文刊載於2014年5月21日經濟日報)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