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竹縣市檢警移送5名詐團車手與監控手，並依組織型犯罪聲押，以便向上溯源，卻遭地院法官全部駁回。消息傳出，令檢警慨嘆：這才是第一線執法者與司法官的「現實斷點」，即便警方抓到人，法律工具若不夠精準，仍無法有效阻斷詐騙。

當前台灣詐騙集團的技術、資本早已「上太空」，不僅運用AI、深偽技術（Deepfake）、加密貨幣洗錢，更能在數位雲端構築層層斷點；然而，司法的思維仍停留在「殺豬公」的舊石器時代。看著詐團首腦住豪宅、開超跑，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集團運作甚至有前法官、檢察官轉任的律師充當「門神」指點江山；對照被害人傾家蕩產、哀哀求告，司法卻在羈押庭與量刑上頻頻「放水」，這種強烈的剝奪感，正是台灣社會對司法信任崩盤的導火線。

回首30幾年前，台灣正草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當時美國FBI曾派出一組專家來台指導，筆者有幸與其配合教學。當時最令人震撼的並非美方的偵查技術，而是其法制核心─《反犯罪組織結社法》（RICO Act）。這套法治邏輯最厲害的武器在於「舉證責任翻轉」：一旦被告被認定為組織犯罪，其名下資產皆可推定為犯罪所得並申請沒入，除非被告能證明資金來源合法。

反觀台灣，目前打詐法制最致命的斷點，就在於犯罪所得的「追索無力」。即便對詐騙犯罪已多次修法加重刑期，但在法庭實務上，職業法官往往陷入「教化可能性」或「罪疑唯輕」的教條。當基層車手坦承犯行，法官便以「無串證之虞」駁回羈押，卻忽視了這正是詐團「斷點戰術」的勝利。

更令人憤慨的是，即便判決確定，由於現行法律對於資產沒入的舉證門檻極高，檢警往往難以穿透人頭帳戶與境外洗錢網路，導致「罪犯坐牢、錢留家人」的荒謬現狀，被害人的損失永遠只是冷冰冰的債權憑證。

要解決詐騙問題，必須「打蛇打七寸」，而這個七寸就是「錢」。台灣應立即推動兩大制度變革：

第一，引入RICO法的「舉證責任翻轉」精神。針對具規模的詐欺組織，應建立財產推定沒入機制。既然詐團成員能開超跑、住豪宅卻無正當職業，法律就應賦予公權力直接追繳的權限，讓詐團的資產化為烏有。唯有讓犯罪變得「無利可圖」，才能真正瓦解組織。

第二，借鏡新加坡的「行政即時介入」與「共同責任」。新加坡近日通過《防詐騙保障法》，賦予警方「限制令」權力，在受害者執迷不悟時能強制凍結轉帳，這才是「苦民所苦」的即時作為。同時，星國建立「共同責任架構」（SRF），要求銀行與平台若防護不力需分擔賠償，這遠比等候法官判決沒入來得更有效率。

司法不應成為詐團的幫兇，若司法官繼續維持象牙塔內的思維，將人權保護異化為罪犯的護身符，勢將被人民唾棄，政府必須意識到，打詐是一場資訊戰與金融戰，若法治思維不從「殺豬公」轉向「太空時代」，正義將永遠無法抵達。唯有透過法制革新，讓詐團成員與其門神知道「伸手必被抓、抓到必傾產」，台灣才能擺脫「詐騙天堂」的惡名。

(本文刊於2026年3月9日中時新聞網)